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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经济暨澳门回归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报告


    2009年11月6日,由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联合主办,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协办的“港澳经济暨澳门回归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

开幕式由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陈广汉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教授亲临会场祝贺并致辞。总共一百多名海内外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来自港澳地区及日本、韩国的专家学者三十多名。与会者主要来自全国人大、国务院港澳办、广东省港澳办等政府机构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日本北九州大学、日本阪南大学等境内外著名高等学府。学者们就港澳经济及粤港澳合作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

 1. 主题演讲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王效平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薛凤旋教授、澳门理工学院杨允中教授、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刘祖云教授等为大会作主题演讲。

张汉林教授在题为《CEPA对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融合的作用及制度完善》的主题演讲中指出,内地经济发展的变化给港澳带来发展的机会。近年来,内地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内地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并将在2010年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内地未来的经济规模的同时,开放程度也不断加深。金融危机发生后,内地积极推动世界经济新秩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并积极实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呈现一种全方位向所有国家地区开放的格局。内地与港澳三地互为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港澳在加强区域合作、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过去几年的实践显示, CEPA 的确能够达到香港与内地「互利双赢」的目标,内地及港澳三方的经贸合作在CEPA框架下得到长足的进展。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内地经济规模扩大和金融业的发展,港澳在内地经贸中的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香港的转口贸易、香港的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现在需要的是继续完善CEPA制度,对内地与港澳的合作作出中长期的规划和安排;建立内地与港澳CEPA的联合办公机制,保证CEPA的实施和灵活性。总的来说,未来内地的经济发展会为港澳提供更大的舞台和更广泛的活动潜力,目前情况下更需要的是完善CEPA,让三地合作完全没有司法卷入的障碍,港澳的发展才更具有可持续性。

王振民教授在题为《“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港澳的经济合作》的主题演讲中考察了《基本法》与三地经济合作的关系,指出《基本法》所追求的政治上香港、澳门与国家统一,但是在经济上,三地保持独立状态。形成一个国家、多个独立经济体的局面。目前有关经济合作都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之外的。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港澳与内地在经济问题上各自独立,互不隶属、互不负责;港澳经济问题将长期是“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范畴。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港澳被排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之外,尽管个人可以到内地投资,但是作为一个行政区域香港和澳门并不参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次,香港澳门的经济体较小,难以维持在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的稳定发展,有必要建设与内地经济体的稳定的联系桥梁。港澳回归后,内地与港澳的经济合作是对“一国两制”的创新。经济合作并不妨碍独立的港澳经济体的地位;经贸法律的合作,也不妨碍高度自治,更多的减少合作的成本,促进两岸三地的繁荣发展。

王效平在题为《港澳特区对国家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日本的借鉴意义》的主题演讲中,将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及“特别行政区”政策的与日本“结构改革特区”及“自由贸易区,金融特区”的创设作比较,认为日本的特区政策带有中国改革开放所实施特区的痕迹。文章分析了日本采取特区政策的背景和效果,认为尽管经历泡沫经济崩溃后“失落的10年”,日本中央集权程度仍高于任何西方主要先进国家;日本政府尝试缓和中央集权的多重管制,激活经济。但开放市场的步伐甚小,难以发挥特区政策的吸引力。对冲绳的“特区优惠政策”虽然与日本各地的“结构改革特区”更优惠,但效果有限。因而日本的特区政策整体而言并不成功。相形之下,象征内地中央和地方实质性分权创设特区及特别行政区的举措是有巨大成效的。

薛凤旋教授在主题演讲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带来深远影响。并反思了应对金融危机过程,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摒弃殖民主义时期的试图造成和大陆形成区隔的种种体制和做法,积极寻求和内地及全球经济变化趋势相适应的新架构和新政策。在自身发展方面,应该在“前店”基础上增加新的功能、成为内地金融国际化的桥头堡、担当台海两岸的金融中介角色等下功夫。对于中央政府层面,应积极争取将中国国际投资公司的营运中心设在香港,成立两间公营和独立的投资公司,从而推动香港金融业结构的调整,促使其发展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杨允中教授在主题演讲中以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其实践模式为例,提出和阐述了新的概念“一国两制”文明。指出应通过加强宪法与宪法意识,建立内地和港澳强烈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刘祖云教授在《澳门社团政治功能的个案研究》的主题演讲中,以澳门中华总商会、工会联合总会、街坊会联合总会三个社团为个案来研究澳门社团的政治功能。他首先探讨了澳门社团政治功能的表现形式,认为推选议员、政治动员、参与决策、利益表达是其政治功能的主要表现;其次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探讨了澳门社团政治功能的特点,认为社团政治功能的强弱与社团规模相关,社团政治功能的表现与社团界别相关,社团政治功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2. 分组讨论

a)  分论坛一:粤港澳经济合作与融合研究

主题演讲之后,大会分为“经济论坛”以及“政治、社会及法律论坛”两个分论坛进行小组讨论。经济分论坛的讨论分两个主题进行。围绕“粤港澳经济合作与融合”主题,学者们分别探讨了金融危机及粤港澳融合背景下的产业升级与转型、粤港澳产业合作以及横琴开发等问题。

在港澳经济转型问题上,谢国梁研究员指出,历史上每次经济危机都促使香港经济重组转型。此次金融危机使香港核心产业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比起之前的两次危机,目前香港有较多新的发展机会;香港在制度规则及国际化方面的优势因邻近地区的快速发展而缩小,但没有丧失。目前香港正向都市型经济转型,这些转型与金融、旅游及文化创意有紧密关系;建议香港政府扮演更积极角色、采取前瞻性措施。陈广汉教授则研究了香港的要素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及其经济转型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他通过分解劳动要素份额变动和考察收入不均等状况,指出香港经济转型对劳动要素份额变动的贡献高达三成左右;经济转型通过就业市场影响个人收入分配,是香港收入不均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

在产业合作问题方面,林江教授认为,“双转移”在广东实施,却与香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珠三角地区有大量的港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需要转移或升级的,香港拥有珠三角产业升级所需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素质劳动力,这是广东“双转移”中的香港因素。充分利用香港服务业,利用港资企业自身转移或升级,利用港资与广东民营资本融合,可以加快“双转移”的实施。徐红罡教授、郑天祥教授、关红玲博士则等具体研究了旅游业、物流业以及服务业的合作。

在粤港澳联合创新区及横琴开发问题上,左连村教授等研究了粤港澳联合创新区的建立条件和制度突破难点;王玉琦、许志桦、李燕怡等探讨了横琴开发的战略定位和开发模式。许志桦和李燕怡等将横琴未来发展目标定位为澳珠的“产业合作平台”、全国与世界连接的国际航空物流发展轴、国际多元化的商贸、会展和休闲旅游胜地和区域性生活服务中心;在具体开发模式上,宜选择“关外模式”,即在中央授权允许的情况下全岛与澳门合作,以澳门政府为主、珠海为辅的合作模式进行开发和管理的模式。


b) 分论坛二:澳门产业经济研究

讨论主要围绕着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博彩产业发展以及产业适度多元化的等多个议题进行。

澳门经济学会会长刘本立总结了回归十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行政法务、经济商贸服务等领域取得的成绩。并指出2008年底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澳门作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为澳门经济融入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横琴开发亦将有助于粤港澳合作的深化,特别为加强与珠海的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认可澳门回归十年来经济以来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暨南大学冯邦彦教授、深圳大学钟坚教授等也指出,澳门产业结构单一化的问题也日趋突出,并使得经济增长风险、通胀压力和贫富差距加大,并且人力资源短缺瓶颈的制约日趋严重。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突显自身优势、推进博彩旅游业垂直多元化、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将是未来澳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源泉。香港中文大学杨汝万教授、纪伟纹助理研究员研究了政府在管治系统与思维上的转变,对澳门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回归前的澳葡政府,由于管治权威性不足、造成行政结构上的矛盾与冲突,又由于管治意识的偏差,大大影响了澳门城市的发展。相反回归以后,澳门人当家作主,特区政府为积极推动澳门发展而筹谋鸿图大计,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其中,城市发展水平和面貌焕然一新。纵使高速发展过程中涌现不少问题,特区政府通过进一步调整,推出长远城市发展战略,引导城市向着新方向发展,是回归十年来一大正面转向。

在博彩行业的发展问题上,澳门理工学院王五一教授邓针对澳门贵宾赌业作了详细的研究。王五一教授首先厘清了“转码收益率”的概念,分析了澳门贵宾赌业码佣战的起因和后果,认为码佣战实际上造成了澳门贵宾赌业的全面危机,使之面临崩溃的危险。而依靠认为手段控制码佣率,在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无论是靠自律还是政府管制都不容易。六家博彩公司正在筹备的澳门博彩商会或许可以接管码佣控制的难题。萧锦雄副教授认为,澳门现有的博彩产业监管体制,仍带有过去赌权专营时代的色彩,对于管理赌权开放后的博彩业已显不足,需要更有发展更具前瞻性的监管体制。鉴于目前的监管主要依赖于赌厅承包者主动提供信息,他认为内华达博彩业通过财政报表持续评估赌场财务状况的做法值得学习。

在澳门产业的适度多元化问题上,袁持平副教授通过对博彩业与其他产业进行相关性分析,揭示博彩产业与其他各产业的关系:博彩业的收入增长与产业不断发展对出口加工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的发展都有正面影响。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促使资金融通,增加博彩业的资金实力,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金融业也需要依靠博彩业盘活金融业的资金运用,从而使得金融业与博彩业可以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互动发展。赵大英博士等运用SWOT模型,分析澳门经济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的,提出澳门应着重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前景的文化旅游、会展、文化(创意)产业和教育产业。陈章喜教授具体研究了赌权的开放以来澳门房地产业的发展,指出在产出贡献度、财政贡献度、就业贡献度等方面,在四大支柱产业中仅次于博彩业。澳门房地产业展现了的良好发展前景,有待于进一步释放其经济效能。郑佩玉教授则认为,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全球将逐步进入休闲时代,休闲产业将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澳门具有向休闲产业转型的基础和优势,推动休闲产业发展,是产业多元化的最佳选择。覃成林在澳门的产业和文化资源优势的基础上,研究了城市形象定位问题,认为澳门的“赌城”形象虽然知名度高,但并不利于澳门继续提升国际竞争力。重塑澳门城市形象,充分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城区世界文化遗产,建立“欢乐刺激、活力迸发的旅游体验之都;中西荟萃、多元和谐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新形象有助于澳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c)  分论坛三:粤港澳政治、法律及社会问题

在粤港澳社会问题方面,陈国贲教授、陈惠云助理研究员等集中研究内地专业人才在香港的社会适应问题。他们的研究响应了移民社会学经常讨论的两大论题——边缘性和策略性,指出香港内地专才移民将游刃于中外市场,徘徊于东西文化之间的边缘性应用为他们的人力资本优势,也作为他们适应香港生活的认知策略。内地专才对其边缘性的策略运用还体现在其社会网的建构上,他们更积极与香港本地社会中那些和他们具有相同移民背景的内地人交往,他们的社会网就具有“跨越两地”并能够“穿梭两地”的特性,这种特性能够大大增强内地专才在移民之后对香港和内地生活变化的控制能力。可见移民的边缘性被策略运用后,增强了移民的社会适应性。

吴晓刚副教授针对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参与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大部分香港居民具有双重的身份认同。在控制出生地、出生年代和性别之后,中间教育程度的人群认同度最低。其中,在内地出生的,更倾向认同中国人身份。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强的人在政治立场上更亲政府疏民主派,政治态度上更保守。

黎熙元教授具体探讨了澳门博彩业开放与澳门社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认为当博彩业开放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利益格局,社会利益结构的因此而分化重组,造成博彩业的财富效应急速放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群体内部或之间的利益庇护关系断裂的结果。当前澳门社会正处于这种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特区政府若能借此机会建立法治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行政体系,以正式的行政管制和法治取代原来以社团利益庇护关系为基础的基层社会自治方式,将有利于澳门社会的长治久安。

陈成文教授探讨了香港就业援助的经验及其对内地的启示。田北海副教授研究了香港老年社会救助体系,并从建立以老年人为专门对象的老年社会救助系统、动员社会资本以完善社会救助责任分担机制和制订科学的社会救助标准等三个方面为内地社会救助改革提出了对策性建议。陈慧丹助理研究员则通过分析澳门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与不足,指出澳门政府应采取创建养老储备金、将外地雇员纳入养老保障制度、提高第二层非强制性公积金制度的效率等措施以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在粤港澳政治问题方面,陈丽君教授研究了第四节立法会选举后澳门政治生态,认为第四届立法会选举结果与第二届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欧文龙贪腐案件对澳门特区政府形象造成了巨大影响,没有反映到选举结果上主要是因为近年政府出台了大量利好政策,而民主派被揭丑闻并分薄选票所致。选举后传统爱国社团、富商派、民主派三大派力量已经相对稳定,社团政治将会延续,增加立法会直选议席的诉求会加强。同时,澳门市民希望立法会肩负监督政府的角色。娄胜华副教授通过研究历届立法会直选的选票分布与议席配置,认为澳门政治力量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均衡与稳定的趋势。随着社会分化的加深,社会新群体、新阶层会不断涌现与崛起,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同样会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并将通过参加立法会选举而以四年为周期的循环方式加以呈现。

陈卓华副教授根据电话调查的资料分析了澳门华裔市民的政治文化。他从关于政治制度的感觉和关注领域、关于政治制度的知识以及对自身作为政治行动者的态度等三个维度进行研究,认为澳门华裔市民的政治文化与1991年前相比有了微妙的变化,更多的澳门市民为澳门的政治体系和司法制度,为自己身为中国人和澳门人而自豪。

 在粤港澳法律问题方面,邹平学探讨了港澳特区终审权的宪法学意义,指出终审权是一项主权性质的权力,中央授权香港、澳门两个特区享有终审权,充分体现了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针。但港澳特区所享有的终审权和与作为主权国家拥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港澳地区在行驶终审权时应充分认识到决定终审权顺利运行的各种宪制因素。

慕亚平研究了建立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法律依据,认为广东、香港和澳门是中国行政区划,尽管广东省在国际经贸交往中并没有相对独立的权利,也没有相对独立的国际交往身份。但是以广东省的名义与港澳建立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提出,回避了“自由贸易区”,从法律上看合作主体已经变化,已经由单独关税区变化为国内行政区划,使得跨境合作转化为国内法问题。这一提法不违背WTO原则,并且符合“一国两制”精神,是CEPA 协议的落实和提升。

张定淮探讨了在《基本法》宪制下港澳有没有 “剩余权力”的问题,他从联邦制国家“剩余权力”概念的产生和归属入手,分析单一制国家内通过宪制性文件确保某些实行高度自治权的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提出“保留性的本源权力”概念,认为该概念最能真切描述单一制国家本源性权力中那些没有授予享有高度自治权地区的那部分权力。其性质类似于联邦制国家形成过程中出让权力方所没有出让的“剩余权力” ,从而消除人们对于“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央与特区之间权力关系的误解。

彭未名比较内地与香港高管问责制度设计,认为它们分别代表了制度设计的两种思路:本土创设和改造移植。认为内地高管问责制是本土传统责任制的强化和公共危机事件的问责催化而创设的;而香港的高管问责制与西方部长制较为相似,使政府在施政时更加有效率、更加有中心和指导性,更加符合行政主导的理念。

于志宏探讨了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判决的自由流动问题,认为。一国之内各法域间彼此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是一国主权的必然要求。内地与特区实施CEPA 协议后,加速了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客观上要求解决在货物、人员、服务、资本流动中出现的各种争议,特别是要求实现判决自由流动问题。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的原则,即在“一国两制”下,相互尊重和信任各法域的法律制度及根据其法律作成的民商事判决,最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各法域人民的各项合法权益,这完全符合港澳基本法的精神和要求。

郭天武、李清、俞友康等探讨了横琴岛开发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李清、俞友康指出横琴岛开发适用法律问题的焦点和难点。包括如何维护《基本法》的完整性、如何履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以及如何与大陆法律衔接等问题。郭天武副教授等具体研究了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法律适用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要么适用内地法律,要么照搬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授权”模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再由澳门特区根据大学的特殊性作进一步立法。今年六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决定》,最终采取“授权”模式,将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交由澳门特区管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但同样符合珠澳合作发展的利益,而且进一步契合我国宪法与《澳门基本法》的精神,也是解决澳大横琴校区管辖问题的必然选择。

 会议发表论文65篇,其中海外学者来稿3篇、港澳学者来稿21篇,内地学者来稿41篇。与会学者就港澳经济及粤港澳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澳门日报、澳门月刊、广州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多家媒体对会议全程进行了报道。

目前会议论文正在整理编辑中,预计将于明年3月份结集出版。部分论文也将刊登于中心公开发行集刊《当代港澳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