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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民主 ——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0年4月23-24日,“产业民主 ——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国际研讨会在中山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和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共同主办。研讨会由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岳经纶教授主持,出席本次研讨会的中、德、韩、越四国学者,分别就产业民主做了主题发言,并针对如何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探讨。开幕式上,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马骏教授致欢迎辞,对国内外学者的与会表示感谢。他指出这次会议是一次精致的会议,与会人员构成既有多样性,又有代表性,不仅有国内众多知名学者的参与,还获得德国、韩国、越南以及艾伯特基金会的国际友人的热烈响应。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Rudolf Traub-Merz博士则表示,非常荣幸与中山大学成为合作伙伴,而且这次会议仅仅是未来一系列合作的第一步。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彼得只能从保罗身上看清自己”,强调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四国中的德国和韩国是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他们的劳动力市场比较成熟,工人的民主意识也较高;而中越两国则处于转型时期,计划和市场两种方式并存,工会也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不同要素,比较这四国的异同,可以更好的推动产业民主进程。本次会议主要围绕四个专题展开,具体包括无工会企业中工人的代表,通过企业中的工会组织代表工人,提高劳工权利的外部激励性因素,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是提高劳工权利的一个工具。研讨会集中体现了近年国内外对产业民主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一场理论与实践的思想火花碰撞。

一、无工会企业中工人的代表

工会是维护产业民主的一个重要组织,而对于工会组织以外的工厂(企业)层级的工人代表形式如何运作,如何保障工人的利益和权利,各国专家学者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冯同庆教授,对中国职工民主管理的态势、问题和出路做了一个梳理。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职代会组建数量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近年来还出现大幅增长,但是先改革后立法产生的民主权利方面的问题,以及政行合一体制改变所产生的民主程序方面的问题,影响了劳动关系的调整、运行和稳定。应正确认识以企业为基础的现行制度,发掘自发和自主生成的本土经验,谋求职工民主管理多样化的突破性发展,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北京大学的张静教授则探讨了职代会与利益组织化的关系,她认为单位政治主要围绕经济福利展开,员工参与公共事务的边界集中于企业内部,单位负责整体地向上向外反映集体利益诉求,减轻了对公共领域的政治压力。单位政治呈现着与阶级政治不同的特性,影响了公众社会参与的行为。此外,学者还以案例为切入点研究具体的工人代表模式。华南师范大学的黄岩老师,研究了代工产业中如何维护员工利益的机制,以兴达员工委员会为例介绍了其运转制度。他指出员工委员会促进了工人的有限自治,有利于工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组织需要跨国劳工网的支持,还要受资方的控制。

国外学者对中国无工会企业工人的代表问题表现了很大的兴趣,纷纷向中方学者提问。同时,还介绍了自己国家的情况。德国不来梅大学Wolfgang  Daeubler教授对工人理事会做了一个概述 ,工人理事会由选举产生,拥有与雇主一起使用的共同决断权,其主要权利涉及有关工作场所和工作环境的问题。工人理事会成员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资方不能随意解雇。而在韩国,无工会企业主要通过劳资协议会来实现产业民主,劳资协议会由员工和雇主代表共同组成。韩国劳动研究院的Kiu Sik BAE博士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数据资料,介绍了劳资协议会通过工资谈判、磋商、表决和报告等方式,维护工人权益方面的角色和贡献。同时,他还指出了劳资协议会中资方主导的局限性,资方干预员工代表的选举,劳资协议会脱离工会,产生形式主义。来自越南劳动、荣军和社会事务部的Tran Thi Thang阐述了越南劳工代表中存在的问题,法律规定工会是唯一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但越南经济转型以后,工会在雇主违反劳动法、员工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待遇时的作用已经变得很弱,而且很多集体协议形式化特征明显,质量有待提高。

二、有工会企业的工人代表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组织建设历来都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企业层面的工会如何表达工人的利益,工会应采取政治垄断/合法性垄断,还是多元的工会制度,以及工会的权利和职责,与工人的代表的关系等等,都是学者和实践者所广泛关注的课题。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做了“用法制化、民主化手段解决工会主席角色冲突问题——中国工会的建设与改革”的主题发言,他阐述了不同政治体制下工会制度的多样性,认为执政党主导下的中国工会有自己的特点,但这种特性必须以代表工人的权益为核心,否则工会就没有生命力。他指出中国工会要实事求是的承认在代表工人权益方面存在的问题,基层工会组织缺乏活力,工会主席存在角色冲突,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缺乏必要的手段。真正代表工人权益,要逐步实现“上代下”的维权机制,建立一支职业化的工会干部队伍,通过民主化的手段选举基层工会主席,大力推动区域性、行业性的集体协商等等。清华大学的景跃进教授通过“义务模式”这一案例的宏观意义,阐述了中国的产业民主进程。他认为中国工会要实现体制内的自我转型,实现对政治资源的再次整合和垄断,走出一条社会化维权之路,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牵头、政府各部门和企业职工共同参与的联动维权格局,使体制内的工会承担起保护社会的功能。同时,还要对劳资关系再建构,消除两者之间的对抗性,建立一种共生互动的和谐关系,做到依法科学维权。而沃尔玛工会的组建则体现了微观层次的产业民主,广州市总工会高海涛先生详细介绍了沃尔玛南昌店的组建过程,体现了工人对民主的追求,以及工会对维护工人利益的作用。

德国不来梅大学的Wolfgang  Daeubler教授指出在德国可以自由成立工会,而且在德国工会联盟(DGB)之下,有八个作为其分支成员的主要工会。工会的主要任务是集体谈判,包括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集体谈判一般由分支工会组织。若集体谈判无法达成结果,工会可以直接组织罢工,关于工会是否有权为其他目的罢工须由劳动法庭作出决断。工会是企业外的组织,一般会与企业内的工人理事会合作,共同争取工人的权益。韩国劳动研究院的LEE Sung Hee博士首先对韩国的工会化率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并向与会专家阐述了韩国组建工会的申请过程,以及政府允许企业多个工会的合法化进程。他指出结社自由、集体谈判自由和罢工自由是韩国宪法规定工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工会之外代表工人的其他组织“劳工与管理层协商局”和“申诉处理委员会”,也在维护劳工权益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韩国工会只能在少数有工会的企业中发挥作用,在大部分非公会范围内则不能发挥影响力。韩国总工会的SONG Myung Jin对LEE博士的报告作了一个评论和说明。他认为韩国解决劳资冲突有多种途径,申诉处理体制主要应对可能影响职工福利的企业政策、程序或管理实践的申诉;劳资委员会是由政府引入、法律要求建立的一个咨询机构,通过工人与雇主的参与和合作,保障员工福利、寻求企业的合理发展;由于集体协议的使用率非常低,要努力扩大集体协议的效力,可以通过加强产业工会予以实现。越南正处于革新发展之中,改革后劳资关系变得日趋复杂。越南总工会的Dang Van Khanh针对“越南工会与企业中建设和谐、进步的劳资关系”,与各国学者进行了对话。他对越南的劳资关系现状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从中央、地方和企业三个层面,阐释了越南工会在缓解劳资矛盾方面的作用。来自越南劳工界的Do Quynh Chi博士则讨论了越南工人代表和产业关系改革的前景,对越南工人罢工的统计数据作了一个描述,并分析了罢工增多的原因。同时,她还指出越南工会的改革原则是实验先于法律,越南全国总工会承认非正式组织形式成为越南工会革新的推动力,允许部分省级单位先行先试,积极推动法律修改、扩大工会权力。省级工会获得支持后,主动向底层工人提供服务和法律咨询,引导工人自我组织管理团队,自我选举团队领导,而且团队领导还可以与上层工会直接联系,反映底层工人的诉求。

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决定了产业关系的多样性,但构建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则是各国的共同目标。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的李昌徽(Chang Hee Lee)博士,通过对中德韩越四国产业关系的比较研究,指出工会和非工会组织只有相互协调补充,才能更好的维护劳工权益。他认为越南工会是一种垄断性的代表权,是一种自动代表;而在韩国和美国等国家,工会代表工人必须获得员工的允许同意。同时,他还对发达国家的工人理事会和工会的区别作了简要的分析,概括了工人理事会的类型;指出产业民主在中国的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解释了有关工会治理的三个变量,民主管理、集体谈判权和透明式管理。围绕中国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没有出现经典式的工人运动,香港浸会大学的陈峰教授认为工业公民权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指出西方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以公民权的存在为基本社会条件的,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出现则体现了公民权利的集体运用;经过长期的冲突和博弈,西方国家最终法律化了工业公民权,它包括组织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而社会主义的传统使中国能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后,比较主动地通过保护性立法规定工人的各项劳动权利,这是一种被动的权利。但是随着大量利益冲突的出现,国家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工业民主和集体权利的重要性也就凸显。

三、提高劳工权利的外部激励性因素

改善企业内部的劳动环境,维护劳工的权益,应充分考虑外部性激励因素的作用。广东省总工会干部学校的魏晓林老师针对厂务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厂务公开,其主要目标不是为了改善劳动关系,而是要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厂务公开的重心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厂务信息公开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公开的很多内容都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中国知情权和咨询权是由不同的法律规定的,事前咨询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中山大学的刘剑以困顿中的产业民主为主题,基于国企改制中工人争取股东权利的案例,分析了如何维护工人的利益。案例中,刘剑博士描述了国企改制中,管理层侵犯工人利益,工人自我组织动员、集体上访,要求成立捍卫股东权利,尝试成立工会结果最后失败的努力,从负面反应了工人维权的艰辛,因此要提高劳工权利的外部激励因素,真正维护员工权益。

四、企业社会责任——提高劳工权利的一个工具?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变得日益重要,是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把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整合到企业运营,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过程中。德国汉斯-博克勒基金会的Dr. Reingard Zimmer对企业社会责任作了一个界定,她认为企业活动应由经济、生态和社会三重标准来衡量,而企业社会责任则包含尊重人权和劳动权利、公平雇佣、环境和消费者保护、公平商业以及反腐败措施五个方面。同时,她还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外部推动力以及行动机制,回顾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后,得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把双刃剑的结论;而且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改善工人权利的工具为学者广泛质疑,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让工人参与。

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地了解后,刘开明和德国的Maren Knolle博士作了个案分析。来自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探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和趋势。他认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制造”的关键竞争力,而且统计数据表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工人的差距日益扩大,企业社会责任应提供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Maren Knolle博士则认为通过劳动者的参与,可以改善工作条件。她提出以品牌促进自觉的自我承诺,但劳动条件广泛的改善依然相当缺乏。通过Tchibo公司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共同推动的公私联营项目,对供应链上的40家供应商进行培训,加强工人的参与,并促使供应商改善劳动条件。

此次国际研讨会从筹备伊始就得到了艾伯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此,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Rudolf Traub-Merz博士,在会议闭幕式上做了精彩的总结:

一是强调工人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产业关系如果出现问题,劳资关系就会随之发生紧张。劳动关系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工人工资福利上升的同时,公司收益也可以实现增加。他强调良好的劳动关系并不是自动到来的,而是需要工会进行集体协商和谈判予以争取。

二是各国劳动关系制度各有千秋。他指出有的国家工会的覆盖率比较高,有的国家非公会组织的影响力较大。德国的工会组织与非工会组织相互补充,分工明确;韩国两者之间的界限不清晰,而且劳资委员会和工会没有覆盖所有工人;越南工会未覆盖全部工人,存在非正式的工人利益代表,工人和工会之间有很好的合作;中国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目前使用率并不高,要根据新环境加以改造和适应。而且中越两国的工会制度尽管相近,但也各自按照本国特点向前发展。

三是工会角色的定位。中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充分理清工人的权利,或者有所规定但没有严格执行。中国工会的维权行动主要是落实法律,通过法庭弥补法规或执行的漏洞,因此未必要立刻采取罢工行动。工会维权的原则是处理利益冲突而非法规冲突,维权要在法律框架下实现。工人的权利是在对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实现的,是多方博弈协调、妥协的结果。因此,劳资冲突未必都是负面的,关键是处理冲突的措施和手段,无论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措施都要以争取工人的权益为主要目的。

四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各界不要阻止企业社会责任的进程,但也不能过高估计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尤其是在改善劳工权利方面。工会要充分利用企业社会责任,但也不能把争取工人的权益寄希望于其他主体和途径。

总之,这次会议是一次成功、圆满的学术研讨会,集中体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产业民主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对各国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加强了各国学术界和实践界的相互学习、借鉴、交流。而且此次会议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积极参与讨论,并对自己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做了总结以供专家学者讨论分析,这是一次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国际研讨会。

2009级行政管理研究生 王龙昌 longchang86@163.com  1892402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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